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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部门将此事上奏，杨坚一听，顿时大为惊愕。在杨坚看来，这件事的关键并不在于高颎向王世积透露了什么，而是高颎身为首席宰相，居然与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私下讨论宫禁中事，这种事情的性质是极其严重的，给他定一个谋反的罪名都不算冤枉他。
紧接着，审讯官又再接再厉，从王世积口中挖出了更让人惊骇的事情：说高颎和左卫大将军元珉、右卫大将军元胄等人，都曾与王世积私下交结，还收受了王世积的名马馈赠。
本来，大臣之间互相馈赠物品，也属人之常情，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，可对于现在正风声鹤唳、草木皆兵的杨坚来说，这种种迹象似乎都能与结党和谋反挂上钩。
杨坚当即撤了元珉、元胄二人的禁军大将职务。此时，京师内外许多大臣都看出皇帝很可能要对高颎动手了，于是纷纷上疏，异口同声地证明高颎无罪。在声援高颎的人中，为首的有上柱国贺若弼、吴州（今浙江绍兴市）总管宇文弼、刑部尚书薛胄、民部尚书斛律孝卿、兵部尚书柳述等人。
面对这样一个力挺高颎的豪华阵容，杨坚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——怎么回事？你们这些当朝重臣和封疆大吏拿着我杨坚的薪水，屁股怎么都坐到高颎那边去了？莫非你们都成了高颎的私人班底，早就不把我这个大隋皇帝放在眼里了？
贺若弼等人的声援显然帮了高颎的倒忙，不仅在最危急的时刻又把他往深渊里推了一把，而且也害了他们自己。
很快，怒不可遏的杨坚便一声令下，把所有参与声援高颎的大臣全部抓起来扔进了监狱。至此，满朝文武再也没人敢替高颎喊冤。开皇十九年八月，杨坚正式宣布了对高颎的处理结果：罢免上柱国、左仆射等职，以齐国公的身份致仕。
应该说，跟虞世则、王世积等人比起来，高颎这样的结局已经算很不错了。不难看出，杨坚对他还是有念旧情的。虽然高颎的仕途已就此完结，但至少保住了元勋的身份和待遇，也保住了一个平安的晚年。
罢免高颎的数日后，杨坚前往秦王杨俊府邸，顺便召高颎过去赴宴。席间，高颎泪流不止，悲不自胜，在座的独孤后也忙不迭地抹了好几把鳄鱼眼泪。杨坚看着高颎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朕并没有辜负你，是你自己辜负了自己。”然后把头转向左右大臣，进行了一番语重心长的政治教育：“我对高颎，比对自己的儿子还好，虽然有时候没和他在一起，但总感觉他就在眼前一样；可自从他免职退休后，我就彻底把他忘了，好像世上从来没有高颎这个人一样。所以说，身为人臣，一定要吸取高颎的教训，不可以要挟君王，自以为天下第一。”听见皇帝如此绝情的话，高颎当然哭得更悲伤了。
然而，紧接着发生的这件事情，差点让他连哭的机会都没有了。
高颎府上的总管，发现主子已经失势，这辈子跟着他混绝对没有出头之日，于是就义无反顾地出卖了他。这位总管上疏杨坚，指控高颎父子有谋反之心。他提供的证据跟皇甫孝谐如出一辙，也是“对话体”。他说，高颎退休后，某一日，其子高表仁曾对高颎说：“曹魏年间，司马仲达（司马懿）曾托疾不朝，可后来司马家族却取得了天下，父亲大人如今遭遇的事情，又焉知非福呢？”可想而知，杨坚听到这样的话会愤怒到什么程度。他当即把高颎逮捕下狱，命有关部门严加审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“有关部门”是最擅长罗织罪证的，只要领导一个眼色，要给嫌疑人整出什么稀奇古怪的罪证，都是小菜一碟。
于是，有关部门很快就找到了两个证人，一个是和尚真觉，一个是尼姑令晖。据称，真觉曾在去年对高颎说：“明年将有国丧。”令晖几年前也对高颎说过：“开皇十七、十八年，皇帝有大厄，十九年不可过。”两个人说的意思一样，都是预言杨坚活不过开皇十九年。
天知道有关部门是从哪找出这两个信口开河的方外人士的，总之他们的证词杀伤力十足，绝对够得上把高颎满门抄斩了。杨坚闻奏，愤怒欲狂，遂在朝会上声色俱厉地对满朝文武说：“帝王岂是靠强力可求？以孔子这样的大圣之才，犹然得不到天下，而高颎和他的儿子，竟然敢以晋朝皇帝自比，这是什么样的居心？！”有关部门随即上奏，要求将高颎斩首，以明正典刑。
不过，最后时刻，杨坚还是起了一念宽大之心。他答复说：“去年杀虞庆则，今年斩王世积，如果再杀高颎，天下人将会怎么说我？！”遂宣布将高颎贬为庶民。
十九年前，高颎刚刚当上左仆射时，他母亲就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他：“你富贵已极，就差一个砍头了，今后做人做事，一定要慎之又慎。”老人家没当过官，可她朴素的话语里面却蕴涵着深刻的政治智慧。从那一天起，高颎就常常担心母亲的话会一语成谶，所以一直谨慎小心。可是，在杨坚这样的老板手底下打工，你是防不胜防的，不管再怎么小心，都很难保证不出纰漏。所